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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产业如何应对“提质增效”?

  成都装修污染检测-埃克斯环境网讯:“环境产业已经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时代。”在2019(第十一届)上海水业热点论坛上,E20环境平台董事长、首席合伙人;清华海峡研究院生态中国创新中心主任;《两山经济》作者傅涛以“两山思维下的提质增效”为主题,在两山思维的指导下,系统解析了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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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内容根据傅涛现场发言整理:

  新时代下产业提质增效的六大背景

  论坛现场,傅涛从环境产业目前所处的背景出发,详细分析了环境产业的现状。

  第一,发展进入换挡期,产业需要潜水前进。

  “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40周年,虽然成就举世瞩目,但带来的压力也很大。”傅涛表示,由于外部环境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,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等,造成改革越来越难,开始进入深水区。与其他行业相比,环保行业的环境还是相对乐观的,但也绝不能坐享其成,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,就意味着产业已经失去了可以摸着过河的“石头”,到了潜水前进的关键期。

 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深度转型,正是发展的换挡期,产业的动力因素在发生深刻的变革。傅涛认为,目前的要素流转速度在不断下降。他用“盖子理论”来形容目前所处的换挡过渡期。如果比喻中国有十个锅,其实只有五、六个锅有锅盖。过去三十多年,中国经济都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,经济运转快,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盖子的。一旦经济下行,资金流转变慢,就暴露了缺盖子的锅。如同击鼓传花,一部分没有盖子的企业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,甚至破产。近两年就已经有十几家环保上市企业置换了实控人。这就印证了,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在粗放的路径上走得远。

  环保行业本质上讲是环境公共服务行业,行业的甲方是地方政府或工业企业,行业的甲方原来一直是在被动性的释放需求。原来产业内的企业基本上只是追求最低成本、最快速度,达到排放标准即可。

  随着城市发展模式和工业转型模式的变化,以及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等等,使得行业的两大甲方,从原来被动环保到主动环保,也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供给。傅涛强调,这就需要产业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。

  第二,产业战略完全居于国家战略驱动之下。

  去年底,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》,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。在此背景下,各个城市也开始陆续并入到这一战略之中,点状的城市发展,已经逐步走向链接,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启动。傅涛强调,任何城市和产业都不可能跳开宏观战略而独立生存。城市之间不再是单点的自我发展,而是手牵手一起协同发展。这一趋势让环境管理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分割,有利于实现区域联动的绿色发展战略。

  以此为基础,我们会发现,每一个行业的战略都在考虑国家的战略目标。“绿色”恰是所有国家战略的本底,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突破重大战略,另一方面也在强调绿色发展,强调不搞大开发,要做大保护。傅涛认为,这就决定,我们不能按照成本中心的思维对付绿色发展的战略,也不能用点状市场的思维来布局。

  第三,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政治高度。

 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带来很大的压力,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,仍然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。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,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,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,不动摇、不松劲、不开口子。环境需求仍在持续释放。

  第四,政府支付意愿加强,但支付能力萎缩。

  傅涛强调,尽管中央层面不断加码生态环境建设,不断强化监管和督察,但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却在逐步衰减。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,经济风险的控制力在加强,税收贡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,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.3万亿元,2019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。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,能够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变少,能够用于环境支付的部分就更少之又少。部分城市已经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,开始收明年、后年的税。

  因此2019年的两会上,李克强总理也反复强调,政府要准备好过苦日子了。由此傅涛表示,这样的背景就促使环境市场模式的转型,简单依靠政府支付所支撑的环境产业是不牢靠的。

  第五,环境产业资本套利的时代终结。

  环境股的下跌,就是单一政府支付上市估值模式的终结。

  傅涛表示,原来环境股是估值过高的板块,平均倍数达到三、四十倍。现在这一估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我们的资本市场正在向美国市场、香港市场、新加坡市场靠拢,香港市场的平均倍数不到十倍,美国市场、新加坡市场更低。我国的环境股即便跌了一半,还在二、三十倍徘徊,傅涛认为,这一估值未来可能还会降低,向十五倍发展。

  最近两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环保上市企业更换了实际控制人,是因为按照原来传统模式的融资已经不可持续,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,都在回归产业的本质。

  同时现阶段的“中美贸易战”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。而为应对中美贸易战,中国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强调金融风险。

  在这样的背景下,环境投资已经进入了后PPP时代。受严控金融风险的影响,前年开始,PPP迅速进入理性发展阶段,很多没有真正持续经营的PPP项目难以为继,很多问题也在这个环节暴露出来。傅涛强调,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以PPP为代表的项目融资都是不可靠的,环境产业的资本拉动是靠不住的。

  第六,监管趋严,责任划分越来越清晰。

  环保督察的常态化和趋严性,在促进环境需求更大释放的同时,也给产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,很多产业问题也在环保督察的过程中暴露出来,如污水处理厂、垃圾焚烧厂的违规运营行为;污泥二次污染的责任问题,以及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的责任问题等。

  第一轮督察及“回头看”立案处罚4万多家企业,罚款达24.6亿元。傅涛强调,对于环境企业来讲,违规行为的成本非常高,原来简单的项目扩张、低水平的运营都面临着巨大风险。

  由此,傅涛也指出,以资产差价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。

  环境产业过去的增长速度非常快,很大一部分利润不是靠劳动创造的价值,而是靠资产增值创造的价值,至少有50%的效益来自于资产的增值,房地产的资产增值至少达到60%到70%,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升值的。傅涛表示,大公司原来做战略,基本先选择跑道,现在不仅要选择跑道,也要选择用什么车,用什么油,驾驶技术和驾驶环境如何。单一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。按照同样的资产模式,不断寻找不同细分领域的路不通了。而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布局来持续。

  水业市场的未来在哪里?

  经过20多年的发展,中国的污水处理从非常小的规模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,但傅涛也强调,目前中国的污水处理只是规模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,工程质量、运营质量,以及服务质量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差距较大。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水体黑臭问题严重,城市内涝以及一系列治理问题等依然很多,傅涛形容“按了葫芦起了瓢”,环境治理往往抓了一个点,又冒出另外一个点,一直在徘徊之中。

  傅涛认为,环境产业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时代,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潮流。这个潮流是对高质量,纵深化,过程化,精细化,系统化的追求,将迎来环境服务业的回归。

  环境产业真正要做到提质增效,首先不能再是成本中心,要做价值中心。傅涛指出,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产业是客户的成本中心,每一个伟大的产业都要为客户创造价值。

  其次,不能再是代工厂,要主动对接绿色转型。要进入城市发展和绿色化转型的过程和环节当中去。

  三是,不能再是雇佣军,要做生态环境的主力军。傅涛认为,环境企业应该勇担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,成为主力军。

  四是,不能只把达标作为服务目的,而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。

  提质必然带来成本的增加,那么提质后的价值和效益在哪里呢?

  首先,提质的效益是系统施治的结果。

  系统优化将带来更大的价值,如果只在行业内进行优化,可能带来20%到30%的成本优化空间。如果跨出自有的系统,从需求侧就开始优化,可能带来70%到80%的优化空间,甚至实现不花钱做环保。

  真正系统性的服务,要打破专业分工,不能用综合代替系统,未来产业应该是面向效果的更加精准和科学的系统施治,更让用户感知价值的系统服务和方案。

  傅涛指出,系统治理集中体现在河流治理与保护上。习总书记2014年提出了指导水资源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:“节水优先,空间均衡,系统治理,两手发力”。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,习总书记也提出了系统治理的思路: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、区域协同”。

  傅涛介绍,E20在上海做了半年多的河长制研究,发现河长制是能最好体现面向效果的系统施治的载体。但目前河长制还没有做到位,从有名,到有实,到有效,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围绕河长制如何变得有实、有效,E20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,发现河长制的治理和系统产生效果有密切的关联。

  以前的河流治理面临三大难题:

  首先就是系统问题。以往我们治理河流一直是九龙治水,部门各自立法,各自设立规则。要做好河流治理,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各个部门对水的施治,由一个河长、一个行政首长到彼此联动。

  第二个难题就是协调的问题。我国是行政强权的国家,所有的行政权利集中在行政首长,行政首长再按地域进行分割。但河流是有上下游的,这就涉及了上下游的协同问题。去年年底,《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》的发布,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的指导性、纲领性的文件。

  第三个难题是支付问题。河长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没有清晰的支付体系,加之非经营型PPP项目被关在了门外,大部分河道治理工作无法实现持续性的工作,支付难题更加突出。

  围绕这个难题,傅涛带领团队在上海做了河长制的实践探索,探索在现有政治体制下,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治理目标。创新性地提出了以“1+6+3”的实践路径为指导,即一个目标(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的系统目标)、六个统筹(规划、工程、运维、经费、监管、社会参与)、三个支撑(发挥河长办作用、智慧化手段助力实践、考核机制驱动落实)。傅涛强调,简单概括就是由九龙分治变成九龙共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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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,提质增效的价值还体现在绿色转型上。

  “要向过程要效率,”傅涛强调,环境企业应该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,城市环境需求在加剧,但支付能力却越来越弱。这样的背景下,城市治理的效益需要在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融合中体现。

  同时,工业市场的结构性兴起,也带来了工业企业环境需求的加剧,但工业企业环境支付并非萎缩,而是升级。如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等,工业市场的效益在产业绿色转型的内部。

  第三,提质增效更大比例的价值体现在价值奇点上。

  傅涛指出,要实现能赚钱做环保,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价值奇点。需要有效链接自然生态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的关键点。同时要具备成为价值奇点的要素:符合潮流趋势的出众、上善若水的时机把控、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。

  傅涛强调,环境产业是天生就在价值奇点之上的产业。E20环境平台也有一个愿望,希望帮助未来立足于环保行业的优秀企业,打造各自的价值基点,打造“一带一路”提质增效的灯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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